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指在全球分工背景下，产品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到最终交付给消费者，实现跨国生产供应网络稳定、可靠、持续、可控运行，从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产业竞争力和社会民生福祉。通过国家战略协调、企业风险管理、国际规则协调、技术标准赋能、风险监测评估等综合施策，共同构建一个能够有效预防、抵御、适应和恢复内外部冲击的全球生产供应体系，这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治理的有效目标。

当前，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新兴经济体竞争激烈，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战场，产业链供应链绿色智能化也成为未来发展趋势。其一，安全地位提升，各国重视关键物资供应安全。美、欧、日、澳将关键矿产资源的获取、储备、定价等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不断加大关键矿产资源供应链安全审查与风险评估力度。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明确要求2030年前实现战略原材料10%本土开采、40%本土加工、25%回收利用的目标。其二，区域趋势增强，区域内合作紧密。区域贸易协定深度整合，美墨加协定(USMCA)要求汽车75%部件在区内生产方可享零关税，推动北美汽车供应链深度整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贸易、投资、产业链、价值链融合等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已经成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引擎。其三，数字赋能加速，提升效率和透明度。数字技术重塑供应链形态，物联网实时追踪促进货损索赔率下降54%，人工智能优化物流路径使运输效率提升30%，区块链实现食品供应链全程可追溯。其四，绿色可持续受关注，融入环保社会责任理念。联合国报告显示，超过70%的世界500强企业已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目标纳入其年度规划，加快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转型。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格局的新演变，给我国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一是安全风险升高，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被“卡脖子”。我国在高端数控机床、航空发动机等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脆弱性已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比如，新能源产业所需的锂、钴、镍等战略资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2024年锂原料进口依赖度约60%。二是贸易保护主义影响出口，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受阻。多重贸易壁垒使中国企业年均合规成本大大增加。如欧盟将于2026年实施“最严碳壁垒”政策，对进口钢铁、铝等产品征收碳排放税，届时中国钢铁企业每出口一吨钢材将额外支付22欧元碳税。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将新能源汽车税收抵免与北美供应链绑定，迫使比亚迪墨西哥工厂追加15亿美元投资调整供应链。三是产业竞争压力加大，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重竞争。从发达国家“高端回流”看，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以527亿美元补贴吸引台积电、三星赴美建厂，欧盟《净零工业法案》为本土电池厂提供30%成本补贴，中国锂电池企业合规压力增大。从发展中国家“中低端替代”看，凭借成本和政策优势，越南1/3外商投资家居企业从中国迁入，墨西哥借USMCA规则发展“近岸外包”，导致中国对美出口商品总额下降约20%。四是供应链成本增加，削弱产业竞争力。世界银行预测，2025年全球供应链区域化重构可能导致电子行业成本增加15%——20%，产业竞争力受损。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2026年全面实施后，中国钢铁行业每吨出口将额外支付约50欧元的碳成本。据波士顿咨询测算，截至2030年中国对欧出口的六大高碳行业利润率压缩3——8个百分点。

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持续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显得尤为重要。

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提供政策保障。制定国家层面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战略，明确关键产业、核心产品清单及目标路径。健全供应链安全审查、出口管制、外资审查机制，推动制定供应链韧性标准、数据安全与跨境规则。构建应急响应与韧性提升机制，明确危机状态下的协调指挥、资源调配、替代方案和恢复重建流程。丰富政策工具箱，综合运用财税、金融、产业、科技等多元化政策手段，支持关键技术攻关与核心环节本土化，提供信贷优惠和风险担保鼓励供应链韧性投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励创新。通过完善的政策组合拳，系统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提供坚实保障。

加强自主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强化战略导向攻关，聚焦高端芯片等重点领域，加快补齐在先进工艺、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等方面的短板，着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构建协同创新生态，推行“揭榜挂帅”“赛马机制”激发创新活力，推动龙头企业联合高校建设创新联合体，建立以“链主”企业为核心的上下游企业价值共创体，打通产学研用转化堵点。筑牢基础能力根基，加大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投入，布局量子计算、合成生物等前沿技术，实现技术自主可控、供应链关键环节本土化替代，为高质量发展构筑坚实底座。

优化产业布局，推动区域协同和产业转移。国内区域协同方面，强化城市群分工，在长三角、粤港澳等枢纽区域布局高端制造与研发中心，向中西部、东北地区转移部分产业链关键环节，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创新跨省协作机制，建立区域产业转移补偿基金，破解要素流动壁垒。国际梯度转移方面，根据市场需求和资源分布，将生产、研发、销售等环节分散到不同地区和国家，加快近岸多元化生产布局。建立产业链安全评估负面清单，对符合安全导向的转移项目提供跨境投资税收抵扣、海外园区基建补贴。支持头部企业在战略节点建设区域总部和物流中心，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深化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规则制定。主动引领多边机制，在联合国、WTO、G20等框架下推动建立供应链安全通用标准与透明度准则，倡导“风险共担、信息共享”原则，协调各国建立统一的供应链风险评估框架与数据交换机制。构建区域性协作网络，深化与东盟、RCEP等区域组织的专项合作，共建区域性供应链监测平台与危机响应联盟，试点跨境关键物资储备共享、物流通道备份等机制。主导新兴规则制定，聚焦数字供应链、绿色低碳转型等新领域，联合产业界与标准组织，牵头制定人工智能溯源、碳排放追踪等技术规则，加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未来，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建设更具韧性的产业集群、运用数字技术赋能风险预测响应、维护多元稳定的全球供应链网络，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能够保障我国经济安全、国防安全、民生福祉，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产业数字化是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进而加快产业部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程。数字产业化是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为基础的数字产业发展壮大，重点是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产品化、服务化和产业化，进而形成重要新兴产业部门。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调发展，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基础和先导，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应用场景和技术赋能，两者具有供需联动、协同创新、场景耦合和价值共创的关系。

一、我国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现状

首先，数字经济发展备受关注，政策支持体系持续完善。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印发《2025年数字经济发展工作要点》，明确要提升数字经济核心竞争力，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梯次培育布局具有国际竞争力、区域支柱型、区域特色型数字产业集群；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一链一策”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在国家层面总体统筹布局的指引下，各地立足本地基础特色，谋划数字产业与产业转型，出台针对性强的转型方案。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各有侧重，形成了“面上引导、点上创新”的数字经济政策布局，协同推进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发展。

其次，数字技术领域创新活跃，数字经济跑出亮眼“加速度”。数字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普遍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建成207个千兆城市，实现“县县通千兆”。5G加速融入实体经济生产的核心环节，应用案例累计达13.8万个，全面覆盖生产全流程，2024年5G发展进入5G-A新阶段。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取得初步成效，数据资源供给量质齐升，2024年全国数据生产量达41.06泽字节（ZB），同比增长25%；七个数据标注基地建成高质量数据集335个，赋能121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全国数据市场交易规模超1600亿元，同比增长30%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加速增长，核心产业企业总量达457.41万家，呈迅猛增长态势。集成电路加快布局，形成覆盖设计、制造、封装测试、材料和装备的完整产业链，2024年，集成电路产量为4514.2亿块，同比增速超过20%。国产操作系统加速崛起，鸿蒙生态设备总量突破11.9亿台。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人工智能专利数量占全球总量的60%。

最后，产业数字化转型协同推进，重点行业群体转型亮点纷呈。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工业互联网加速普及应用，全国“5G+工业互联网”项目达1.5万个。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全面发展，全国已建成3万余家智能工厂，极大推动了制造业现代化进程。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加速产业融合，“电商+产业带”加强订单归集和数字化协同，提升了中小企业生产效率35%。消费电商持续提升品质，数字产品、以旧换新成为重要拉动力。数字技术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在制造、金融、政务、医疗、教育、文化、交通等领域加快融合应用，我国已形成了覆盖基础层、框架层、模型层、应用层的完整“人工智能+”产业体系。

二、新时期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特征和趋势

数字技术的智能化、可信化、绿色化创新突破是根本动力。智能化是当前技术演进的主导方向。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推动产业从自动化向自主决策演进。通过深度学习、多模态认知和自适应优化，智能系统不仅显著提升生产效率，还催生个性化定制、预测性运维等新业态，重构产业价值链。随着大模型爆发式发展，我国人工智能逐步突破从感知到认知的跨越，从专用智能走向通用智能。可信化是智能化大规模应用的基石。随着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大范围普及应用，安全、隐私、合规成为技术落地的前提。可信化涵盖数据安全、算法可解释性、系统鲁棒性与伦理对齐等，旨在构建稳定、可靠、负责任的技术应用环境。截至2025年上半年，我国大模型备案总量达439款，覆盖医疗健康、农业、教育、智能制造、金融科技等30余个行业，有力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和应用生态成熟，安全可信面临新挑战。绿色化是技术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面对算力能耗、电子废弃物和碳足迹等挑战，绿色计算、低碳数据中心、能源高效算法和循环电子等技术路径正在兴起。绿色化不仅体现为技术自身的资源友好特性，更通过智慧能源管理、绿色供应链等赋能全社会低碳转型。

数据信息的资源化、要素化、价值化流通配置是核心引擎。数据从资源化、要素化到价值化的高效转化，不仅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更是数字经济时代资源配置方式深刻变革的体现，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数据资源化是价值释放的起点。数据资源化是激活数据要素潜能、驱动产业创新发展的起点与支撑，是构建数据要素市场、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基础环节。数据要素化的价值日益彰显。2024年，我国数据生产量达41.06泽字节（ZB），同比增长25%。数据在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的同时，加速线上线下、生产生活、国内国际全面贯通，促进精准供给，激发新兴需求，重塑经济模式，成为最具时代特征的新型生产要素，为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价值化是数据要素发展的最终目标。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过程中，数据通过在具体场景中的流通、应用与融合，赋能实体经济，创造显著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国家通过开展“数据要素×”行动计划，在重点行业形成典型应用示范，释放数据的乘数效应。

产业体系的平台化、集群化、融合化转型升级是基础支撑。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深入发展，日益依赖于产业体系在组织形态、空间布局与业务范式上的系统性变革，其突出体现为平台化、集群化与融合化的协同演进与转型升级。平台化重构了产业组织与运行模式。通过构建数据驱动、开放协同的数字平台，打破企业边界与产业链壁垒，实现资源集中调度、主体生态化协作与业务模块化赋能。在产业数字化进程中，直接推动企业和行业的运行模式发生根本转变：从过往孤立、零散的“点式”技术应用，演进为全链条协同、数据联动的“链式”整合，并最终发展为以平台为中枢的“网状”生态。企业不再仅将数字技术作为效率提升的辅助工具，而是深度嵌入核心业务，形成支撑新产品、新服务与新商业模式的平台化操作系统。集群化优化了产业的空间布局与创新网络。通过引导企业、产能与创新要素在物理和虚拟空间集聚，形成专业化分工、规模化协作与知识溢出的区域增长极。数字产业化在此过程中培育壮大数字产业集群，而产业数字化则推动传统产业集群智能化转型，二者共同构建起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集群和产业基地。融合化推动了产业边界重塑与价值创造升级。它促使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渗透，一二三产业相互交融，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界限日趋模糊。产业数字化在此表现为显著的“服务化”趋势：企业从提供单一产品，转向提供“产品+数据+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通过持续运营、远程监控与预测性维护等增值服务，构建持续盈利与用户锁定的新商业模式。

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高效协同、深度融合是必然趋势。产业数字化侧重于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与赋能，通过推动研发、生产、管理、服务等全链条的数字化转型，重构传统产业的价值创造模式。数字产业化则聚焦于数字技术自身的产品化、服务化和集群化，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等新兴技术形成规模化产业集群，为整体经济提供关键基础设施、核心技术与产业支撑。产业数字化为数字技术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拉动数字产业持续创新与迭代；数字产业化则为传统产业转型提供先进的技术工具与解决方案，推动其降本增效与模式创新。可以预见，未来这一融合进程将进一步深化，推动形成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以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为标志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有助于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更将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

三、深入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路径建议

“十五五”时期及未来一个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将逐步从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转向智能升级、生态构建、普惠共富新阶段，需要从全局高度认识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加强统筹布局、系统推进。

完善顶层设计，强化政策引导。数字经济正在解构和重塑传统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模式，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和制度，对于强化政府经济调节职能、激发市场活力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面向未来，需要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优化政府数字公共服务、鼓励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完善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构建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发挥“数据要素×”和“人工智能+”创新驱动发展动力的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建立科学的统计监测和评估体系，培育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

推进供需联动，强化协同发展。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明显交叉，两者之间具备网络协同效应和外部性，是供需联动、场景耦合、价值共创的交融互促关系。在新时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协调发展、协同发展，要发挥我国海量场景、海量数据和强大制造业等综合优势，以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需求为牵引，推进数字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数字技术创新体系的重塑和重构，加快数字化、智能化基础设施部署和应用升级，推进新一代数字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提升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能力，牵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促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进流通利用，释放数据价值。数据是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新型生产要素，是全面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关键驱动因素。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中，数据汇聚加工转化为信息、知识和生产要素，从信息流引领物资流、资金流到进而改变传统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拓展了数字产业化范畴，丰富了产业数字化的路径方法，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日益明显。当前，关于数据要素的理论研究、法规制度、交易市场和产业发展等仍具有广阔空间，进一步深挖数据要素资源价值，要持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数据产权、交流流通、收益分配等基础制度设计，加大公共数据资源、企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力度，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加快推动“数据要素×”和人工智能融合应用，鼓励建设可信数据空间，推进数据跨境流通利用。

推进数字科技创新，强化产业集群发展。科技进步是加快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协调发展的关键内生变量。数字科技的层级和创新能力很大程度决定了数字产业化能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也深刻影响产业数字化的路径方法和最终成效。要持续深入推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建设一批行业性和区域性共性技术平台、测试验证平台和成果转化平台，鼓励构建数字企业和传统企业联合牵头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梯次培育布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推进产业集群化、生态化发展。推进传统产业集群、产业园区系统性数字化转型，统筹推进数字产业集群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各有侧重、协调有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进安全治理，强化可持续发展。数字科技排浪式创新突破和快速渗透应用，为数字时代全球安全治理带来巨大风险和挑战。全面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等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通过网络、数据、人工智能和产业链供应链等高水平安全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要推动构建数字经济安全防护体系，建立全链条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推进跨部门、跨领域的风险协同研判。健全完善常态化监管机制，针对人工智能算法、数据流通利用、平台经济等重点领域建立多元协同监管和治理新模式。推进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中的数据权益、就业社保、税收、平台治理等操作规则细化落地，不断降低生产经营中使用数据、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门槛，优化营商环境，让更多主体参与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国家能源局各派出机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有关中央企业：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的决策部署，探索创新新能源生产和消费融合发展模式，促进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更好满足企业绿色用能需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通知。
  一、总体要求
  （一）适用范围。本文所指的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直连线路向单一电力用户供给绿电，可实现供给电量清晰物理溯源的模式。其中，直连线路是指电源与电力用户直接连接的专用电力线路。按照负荷是否接入公共电网分为并网型和离网型两类。并网型项目作为整体接入公共电网，与公共电网形成清晰的物理界面与责任界面，电源应接入用户和公共电网产权分界点的用户侧。直连电源为分布式光伏的，按照《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等政策执行。采用直连线路向多用户开展绿色电力直接供应的，具体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另行规定。
  （二）发展目标。绿电直连项目以满足企业绿色用能需求、提升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水平为目标，按照安全优先、绿色友好、权责对等、源荷匹配原则建设运行，公平合理承担安全责任、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
  二、加强规划引导
  （三）规范项目建设。新增负荷可配套建设新能源项目。存量负荷在已有燃煤燃气自备电厂足额清缴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前提下开展绿电直连，通过压减自备电厂出力，实现清洁能源替代。有降碳刚性需求的出口外向型企业利用周边新能源资源探索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支持尚未开展电网接入工程建设或因新能源消纳受限等原因无法并网的新能源项目，在履行相应变更手续后开展绿电直连。
  （四）加强规划统筹。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应加强对绿电直连项目的统筹规划，确保绿电直连模式有序发展。项目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规模计入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制定的新能源发电开发建设方案，用电负荷规模应有依据和支撑，直连线路、接入系统等按电压等级纳入省级或城市的能源电力和国土空间等规划，并按《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等规定进行备案。直连线路应尽量减少线路交叉跨越，确需跨越的应做好安全措施。项目应编制包含电源、负荷、直连线路和接入系统的整体化方案，以专门章节评估系统风险、用电安全、电能质量等，并提出具体技术措施。项目接入电压等级不超过220（330）千伏；确有必要接入220（330）千伏的，应由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会同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组织电网企业、项目单位等开展电力系统安全风险专项评估，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项目应按照整体化方案统一建设，同步投产。
  （五）鼓励模式创新。绿电直连项目原则上由负荷作为主责单位。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不含电网企业）可投资绿电直连项目。项目电源可由负荷投资，也可由发电企业或双方成立的合资公司投资，直连专线原则上应由负荷、电源主体投资。项目电源和负荷不是同一投资主体的，应签订多年期购电协议或合同能源管理协议，并就电力设施建设、产权划分、运行维护、调度运行、结算关系、违约责任等事项签订协议。项目中新能源发电项目豁免电力业务许可，另有规定除外。
  （六）做好源荷匹配。并网型项目应按照“以荷定源”原则科学确定新能源电源类型和装机规模。现货市场连续运行地区可采取整体自发自用为主，余电上网为辅的模式；现货市场未连续运行地区，不允许向公共电网反送。项目整体新能源年自发自用电量占总可用发电量的比例应不低于60%，占总用电量的比例应不低于30%，并不断提高自发自用比例，2030年前不低于35%。上网电量占总可用发电量的比例上限由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结合实际确定，一般不超过20%。各地可结合项目建设方案中自发自用、上网电量比例和源荷匹配、调节能力等信息，合理设置新能源利用率目标。
  三、加强运行管理
  （七）加强安全管理。绿电直连项目应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生产管理措施，保证安全稳定运行。项目应及时开展风险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深入评估并及时消除项目内部设备故障以及各类安全风险，不断增强可靠性。
  （八）做好电网接入。项目应按标准配置继电保护、安全稳定控制装置、通信设备等二次系统，内部各设施涉网性能应满足相关标准，避免因自身原因影响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项目应及时组织竣工验收，并将竣工验收报告报送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和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电网企业应向满足并网条件的项目公平无歧视提供电网接入服务。
  （九）加强调度运行管理。绿电直连项目应实现内部资源协同优化。并网型项目整体及内部电源按照接入电压等级和容量规模接受相应调度机构管理，按照为系统提供服务的类别接入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或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除发生影响公用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突发情况外，调度机构应按照项目自主安排的发用电曲线下达调度计划。项目内部资源应做到可管、可测、可调、可控，并根据《电网运行准则》等向电力调度机构提供相关资料。项目各业务系统应严格执行《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规定》，安装网络安全监测、隔离装置等网络安全设施，按要求向相关调度机构备案，接受调度机构开展的技术监督。
  （十）厘清责任界面。并网型绿电直连项目与公共电网按产权分界点形成清晰明确的安全责任界面，各自在安全责任界面内履行相应电力安全风险管控责任。项目应统筹考虑内部源荷特性、平衡能力、经济收益、与公共电网交换功率等因素，自主合理申报并网容量，并与电网企业协商确定并网容量以外的供电责任和费用。电网企业应按照项目申报容量和有关协议履行供电责任。项目应调节内部发电和负荷，确保项目与公共电网的交换功率不超过申报容量，自行承担由于自身原因造成供电中断的相关责任。
  （十一）鼓励提升系统友好性。并网型绿电直连项目应通过合理配置储能、挖掘负荷灵活调节潜力等方式，充分提升项目灵活性调节能力，尽可能减小系统调节压力。项目规划方案应合理确定项目最大的负荷峰谷差率，项目与公共电网交换功率的电力峰谷差率不高于方案规划值。在新能源消纳困难时段，项目不应向公共电网反送电。项目应按照有关管理要求和技术标准做好无功和电能质量管理。
  四、交易与价格机制
  （十二）作为整体参与市场。并网型绿电直连项目享有平等的市场地位，按照《电力市场注册基本规则》进行注册，原则上应作为整体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根据市场交易结果安排生产，并按照与公共电网的交换功率进行结算。项目负荷不得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项目电源和负荷不是同一投资主体的，也可分别注册，以聚合形式参与电力市场交易。
  （十三）合理缴纳相关费用。绿电直连项目应按国务院价格、财政主管部门相关规定缴纳输配电费、系统运行费用、政策性交叉补贴、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费用。各地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减免有关费用。
  （十四）规范计量结算。并网型绿电直连项目以项目接入点作为计量、结算参考点，作为整体与公共电网进行电费结算。项目应具备分表计量条件，在内部发电、厂用电、自发自用、储能等关口安装符合相关标准和有关部门认可的双向计量装置。禁止绕越装设的各电能计量装置用电。项目电源和负荷不是同一投资主体的，双方之间交易电量及上网电量应按照绿证和绿色电力交易有关规定执行。
  五、加强组织保障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加强对绿电直连模式的指导，及时评估成效，确保工作平稳推进，同时加强对其他绿色电源开展直连的研究。国家能源局各派出机构应加强监管，及时跟踪监测辖区内项目建设与政策执行情况，积极推动各方按要求规范开展项目建设运行。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应基于本省电力供需形势、消纳条件等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就近就地消纳距离、上网电量比例、退出机制等具体要求，引导项目科学合理评估需求，避免出现实际运行与设计方案出现较大偏差、新能源消纳不及预期等情况；组织梳理本地绿电直连项目需求，积极向民营企业推介，支持民资等参与投资建设；做好项目管理和运行监测工作，组织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开展方案评审，充分听取电网企业、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等意见，推动绿电直连模式有序发展。电网企业、电力市场运营机构按照通知要求做好落实，持续提升对项目接入电网、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技术支持能力和服务水平。